翻译家的责任

前几天，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砸的我晕头转向。一朋友在温拼搏几年，在中秋来临之前，终于决定回家团聚。朋友在温几年，收藏书籍无数，除却几本他心爱的书籍，其余均赠送于我。在此，先表示感谢。

朋友所送的书籍，大都为国外作品。其中诗歌、哲学性居多。小说寥寥无几。闲话就此打住。

先从小说开始说起吧。我最早接触到卡夫卡的《城堡》是通过余华的一本随笔集，记得在《城堡》里，有一段关于K与弗莉达做爱的描绘：“在那里，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共同呼气，几个小时的共同心跳，几个小时中K不断地感到他在迷失，或者他在异乡世界比他之前任何人都远，在一个连空气都没有任何故乡空气的因素的异乡世界，在那里人会被奇异性所窒息，不能做任何事，在荒诞的诱惑中，只能继续地去，继续迷失。”当时我就被这种描绘深深吸引住了。卡夫卡完全超越了触觉的局限而延伸到精神与灵魂的高度。全段只是一个长的比喻。也正是因为这个比喻，我们触到一个作者的独到诗意的心脏。后来04年又我看到维亚拉特1938年的翻译之作：“几个小时在那里过去了，几个小时的混合的呼气，共同的心跳，在几个小时中，卡不断地有自己在失落的印象，他已经深进去如此遥远，没有人在他之前走过这么远的路；在异乡，在一个连空气都不带有任何故乡空气的因素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因为流放而窒息，没有任何别的事可做，在痴狂的诱惑中，只有继续走下去，继续失落自己。”两者相互比较，韵味以及想象空间，高下立判。

前几日又读到李玉民先生翻译法国作家马塞尔·埃梅的《穿墙记》，马塞尔·埃梅是一个可以堪大师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小说不仅仅是故事。而是具有哲学高度的作品。但很遗憾的是，如果将内容这个内在与文字这个外在拿出来相互比较的话，它们不是处于同一个高度的。如果把马塞尔·埃梅的小说作为一个故事来讲的话，那么很显然的是李玉民先生这个叙述者是很不成功的。一个时代必定有一个时代的语言特征。我不知道语言是否会过时，但我清楚，李玉民先生的翻译语言不能使我满足。

对于翻译的作品来说，它其实是“二手货”，是经过翻译家这个关卡而出现在我们读书面前的作品。那么很有可能，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可以将一首或一本三流的小说翻译成优秀的作品，反之，一个劣等的翻译家也很有可能将一首优秀的诗歌翻译的乱七八糟。

记得我有个朋友，在一诗歌论坛上，与人论战。论战内容为：特拉克尔的伟大。两人唾沫、口水来去无数之后，最后说到点子上。我朋友问与之论战的网友：你看的是谁翻译的？该网友如实回答。之后，我朋友找来该网友所说的那些翻译的诗。最后终于恍然。我估计，我朋友如果最早接触到特拉克尔的诗歌是那位网友所读的译本，即便特拉克尔是个千古绝色也不会喜欢。

诗歌因为篇幅的所限，它往往会在行与行之间实现跳跃、转移，而在这种跳跃与转移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巨大空间，是很容易给一些劣等的翻译家生硬地抹杀的。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仅仅是举头跟低头，但空间一泻千里。如果一个写小说的人去翻译诗歌，他就很有可能会将这种跳跃翻译成平铺直叙、自然连贯的句子。

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哲学的劣等翻译。在读本雅明的《单行道》时，我看到一个劣等的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强行地把自己的主观意识进入他所翻译的作品当中，这种自我主观意识的强行进入无疑是对原作品的又一次“创新”。对于一个读者来说，这是一种阅读上的侮辱，这种侮辱决不少与我在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刻。

翻译家其实只是一个旁观者、是作为第三者出现的。他应该忠于自己所翻译的作品。他应该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不带个人主观感情、不擅自使用同义词而使得他所翻译的作品，会可能出现脱离作者本意的现象。作为一个翻译家，我觉得他应该对自己国家的读者负责。而不是一种所谓的“创新”、一种误导。就像我们应该忠于历史一样，翻译家应该忠于自己所翻译的作品。虽然，没有一件事，是不被历史所神化的。

07/9/29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