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雁过藻溪》，读完无语良久。那感觉如风起海面，与读格非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及之后系列是一致的。用心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张翎，美国硕士学位听力康复医生，在加拿大开诊所。

我认为她该是藻溪人，起码母亲是。这个小镇山清水秀风景幽静，离我工作十四年的城镇并不远，夏日多次骑自行车、带大轮胎（那时泳圈还不多）兴致勃勃去拜访。

此后一再留心张羚的文字。在各分量级的杂志与评奖榜上，陆续读到她纷涌而出的作品。还和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某老师讨论过，老师同意我的看法。其人经历如此：年少离开温州，上海复旦读英美文学后，曾在北京部级机关工作，只身去美国读书获文学医学硕士，后到加拿大，行医。

以下是她的某次自述：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和幻想，童年封闭的生活环境给了我很大的想像空间。移民10年后，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对生活的思考也在深入，自然觉得有许多感觉要表达，于是便开始了创作。

这个并不奇怪，日本川端康成自幼也是封闭而孤独，又面对一系列的死亡，甚至因为成了唯一代表本家族的人不断出席葬礼而成了“葬礼上的名人”，那时他只15岁。

我感兴趣的是这段转述的她在一次纽约华人笔会的发言大意：

写作是她的第一需要，她要是不能写作，那么人们如果在一辆地铁上看到一个女人脸憋得通红头发间冒着青烟，那个人就会是她！

这几天又在重读周国平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其中有段话解释了写作与心灵活动的关系：

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实，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哪里是在写散文啊。因为妞妞的灾难，因为婚变，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开导自己，而我的资源只有哲学，手段只有文字，于是写下了许多哲学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东西便被人称作了哲理散文。同时，由于变故导致的心情，我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变故频繁的五六年里，我写的散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比较高。

张翎与周国平的这几小段自述，印证了一个观点：

写作是为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它与个人的精神生活心灵世界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