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兄弟饭摊吃饭，众目睽睽之下，包被偷了。同伴替我报了案，公安开着60万一辆的现代警察来得很快，一问，店里还有监控，一查，我坐的那个地方是死角。包里有电脑和相机。好了，可以停一段时间不拍照了。反正也没时间。

还好数据损失不大，我的东西存了三个地方，而且那些我最看重的酸文假醋，在网络上有广泛的分布，想要，随手拈来。而那些狗屁的策划方案报告之类，则丢了也不可惜。便宜了那贼的，就是电脑中有些艳照——不过不是本人的，都是冠希拍的。

逻沿刚刚说要在《政情民意中间站》做一期反“两抢一盗”的主题。要我说说想法。其实想法那天我已经跟公安讲了：由于基本没被偷过，没经验，下回出来吃饭加强防范，要么不带包要么把包坐屁股底下，省得麻烦公安大哥！公安大哥听了频频颌首——多省油的灯啊！公安大哥还跟我说这贼怎么都偷到饭摊来了？这儿可这么多人呐！我说贼也是人也得吃饭啊。他应该不是专门奔我这包来的。

其实以前被搞过一次，不知道是算抢劫还是抢夺还是偷窃：在ATM机取款的时候，突然有一段记忆空白，等过了两个小时，在办公室想起自己去取过款，一摸口袋没钱，卡还在，去银行一查，没钱了。大概是被下了蒙汗药。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象《水浒传》里那样歹徒在一边笑着说倒也倒也！这事发生后，没报案，第一是说出来丢人，其次是几千块钱的事，还真是不想麻烦警察叔叔——感觉这被偷的钱财，就跟嫁出去的姑娘一样。虽然心痛不舍，但毕竟她也算是找到了个主儿！

关于“两抢一盗”的概念，百度里是这样说的：指抢劫、抢夺、盗窃（包括入室盗窃和盗窃机动车）等三类多发性侵财案件。

关于犯罪人员的来源构成，资料上说城市的下岗职工、社会无业人员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大多没有一个正式、固定的工作，也就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当生活陷入困境时，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救济，便走上了犯罪道路，以盗窃等侵财类犯罪来缓解一时之急。

而犯罪心理分析上却说，好逸恶劳、贪图安逸享受是“两抢一盗”犯罪的主观原因。道德的沦丧、文化糟粕的影响是诱发“两抢一盗”犯罪的客观原因。好逸恶劳、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使得他们的头脑中迅速形成一种严重扭曲的金钱观，畸形的消费观，颓废的享乐观，耻辱感、罪恶感下降，因而为满足私欲而进行侵财犯罪活动。这些人一般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头脑易热，自我约束力差，处事缺乏理性，做事不记后果。

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就是这样的：关于犯罪人员构成的分析，无疑表明了高速发展中的社会保障缺失、贫富差距过大，法制不健全——按国际惯例说是基尼指数增长导致社会动荡，导致类似两抢一盗侵财案件的高发——这是比较理性和科学的分析。

而随后的犯罪心理分析却把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都归结到了道德层面，归结到了个人素质，就跟纽约州长斯皮策嫖妓后在电视上的天津方言表白一样：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千千万万生他养他的美国人民——社会管理层该负的责任就这样被推诿得一干二净。很黑很无耻。

社会不公引发动荡——这个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民以食为天，而不是以德为天。我们对付美国佬的人权质疑的时候，都会很理直气壮地把生存权放在前面——当人饿急了的时候，脑子里是没有狗屁的道德文章的，只有一个字：吃！不信？饿你三天试试——2007年5月18日，沈阳一16岁少女因太饿，在便民店内偷面包被抓获。店主称欲要把此事告发至学校后，她觉得无脸面对他人，选择了自杀来终了一切。老师称她成绩优秀，曾因交不起学费而险些辍学。一个单纯的孩子，你能说她的行为是因为好逸恶劳、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是严重扭曲的金钱观，畸形的消费观，颓废的享乐观，耻辱感、罪恶感下降？

还记不记得那个趴在地上吃沙子的饿极了的中年男子——看了那张照片，我宁愿他来偷我的钱去买饭吃，这表明他是个正常的人。而不愿他象那个偷面包的女孩子一样因惭愧而死去，她正死于这种杀人的道德和阴险的指责！如果每个中国人都道德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东亚病夫就真不是盖的了！

反过来想：百十年前，我们的英烈先辈们为什么要造反？不就是饿得顶不住了吗？照现在的分析，为什么要顶不住呢？为什么要揭竿而起呢？是不是耻辱感、犯罪感下降？道德一下不行吗？现在倒好，自己当上婆婆了，就开始要整小媳妇了！自己有饭吃了，就要别人安心饿肚子了。

199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与让·德雷兹所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对世界范围内的饥荒现象所带来的公共行为与政府的干预、市场机制等作了冷静深入的剖析。简单一句话：面对饥荒和生存压力所引起的公共事件，政府是脱不了干系的，政府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也许我们隐瞒了三年自然灾难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种良心和责任心。在满足了本阶层的无休止的欲望的同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社会底层的生活压力，我们没有削减行政成本以平衡一下社会分配的不公。纳税人交纳的财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福利制度而是被某一阶层独占——这也许就是阿玛蒂亚·森被称为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原因吧。因为高层，尤其是垄断着知识、资讯的阶层，太缺乏良心了。因为他们都吃饱了。而阿玛蒂亚·森的童年，在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就发生过一场惨痛的饥荒，他没有忘记，而且他敢面对。而我们呢？不但要集体失忆，还要刻意隐瞒，还要逃避责任！还要指责别人以转移视线！

所以我对报案不感兴趣，或者说报了案也不抱希望——也许是因为对我伤害还不算大，也许是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跟他们，或者说我们大家跟他们都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也是谋生。只不过方式不同，垄断集团可以光明正大地从老百姓身上抽血；权力阶层可以衣冠楚楚地偷窃；权钱勾结者，更可以借市场经济的名义巧取豪夺。如我辈，就只能累死累活地干苦工了。基本上跟拎我包蒙我药的朋友是一个档次——写到这的时候我就想起《疯狂的石头》里的道哥：他的事业，都有上升期呢！

想起上次在政情民意中间站做《文明出行话车德》节目时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屁股决定脑袋：一说起车德问题，政协的同志说要奖罚结合；文明办的同志说要加强宣传加强荣辱观教育；公交公司的同志说理解万岁；出租车驾驶员说要加强个人素质。说得都没错。但好象又把政府的责任推没了。最逗的是文明办一再的强调加强宣传，而交警说宣传已经铺天盖地——效果如何？什么时候能够收起这种虚伪的指责和语言暴力的镇压？什么时候在指责别人不知荣辱的时候能够自问一下做个寄生虫是荣是辱？什么时候能够用良心去替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外来出租车司机想一想出路？把出租车催肥蒙人家买了个空壳，时不时的还要去抽点血。该给这些“新温州人”一点温暖的时候，你们去哪了？送个毛巾递瓶矿泉水就尽到责任了？真想在现场就骂那些吃官饭放官屁的——纳税人养你们，你们反过来还要指责他们不道德没素质！

所以说逻沿这期反“两抢一盗”的节目我是不准备上了。还说让我跟公安局长说说包被盗的事，我怕以我的思想觉悟，会被当成监守自盗的同案犯请去喝茶——因为我看到街上已经贴满了防暴警察出动的海报了，高压要来了。

2008-4-8